 |
人物专栏 |
|
|
| 张宗祥 |
|
|
发布时间：
2008-8-15 15:37:03
浏览次数：
306
|
张宗祥（1882—1965）
书画名家张宗祥（1882—1965），原名思曾，字阆声，浙江海宁硖石人。少好诗文，因研读《宋史.文天祥传》，敬仰其人，遂改名理院推事、清华学堂教职。辛亥革命后，历任主管浙江省中学、中央教育部视学数职，并与鲁迅共事。兼任京师图书馆主任后，便戮力研抄古籍，搜整善本。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致力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缺工作，功不可没。一生共抄校古籍近万卷。深好书法，曾著书立说，有《书学源流沦》、《论书绝句》、《铁如意馆题画诗》、《画人逸话》等。张宗祥博学多能，文史、书画、医学皆为所长，尤对近现代书学画论，卓有建树。新中国成立后，力主复兴西泠印社，并任社长。其画学沈周、恽南田、石奚等，用墨则服膺董其昌。马一浮挽语有“写书成性癖，生前珍笈已惊人”句总结其一生成就，堪称精辟。
张宗祥（1882—1965），浙江海宁硖石镇人。原名思曾，字阆声东击西。因敬文天祥为人，更名宗祥。又因所注释古籍，时人目为“冷书”，遂号冷僧。壮岁，得乡里明末举人周宗彝毁家抗清所用武器“铁如意”，视为家珍，又别号“铁如意馆主”。
生平简历
张宗祥自恨读书晚，后发愤攻读，昼夜不辍，每月必有六七夜读至天明而不复睡。十七岁时，已读毕《十三经》。并与好友蒋百里约定，不问何书，日尽若干卷；所阅之书，互相问答，不能答者，罚停阅他书，故学问大进。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二十一岁的张宗祥应乡试，中了举人。因父丧弟幼，守孝家贫，放弃了留学日本的机会。
从1903年到1907年，张宗祥先后在桐乡县学堂、嘉兴秀水学堂、嘉兴府中学堂、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杭州府中学堂、杭州私立宗文中学、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授史地课。
1909年冬，许寿裳、鲁迅、张宗祥在浙江两级师范发起了反对封建礼教的罢教风潮，此次在全省，乃至全国颇有影响的罢教风潮，最终得胜。
清宣统二年庚戌（1910），二十九岁的张宗祥赴京应考，殿试一等。曾一度任大理院推事等职，浙江学务保案，迁五品，加四品衔。这期间，清华学堂聘他为地理教师。
次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5日，杭州“光复”，宣布独立。年底，沈钧儒在杭州组织浙江教育司（后改称为教育厅）。张宗祥任中等教育课课长，又曾与鲁迅共事。
1914年春，他应邀赴北京任中央教育部视学，任专门司第二课课长，再一次与鲁迅共事（鲁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课课长）。
从政之余，他爱好抄校古籍。与鲁迅、傅增湘、赵慰苍、单不庵、朱蓬仙、马衡诸人交往，专研国学龄前。嗣后，蔡元培邀请他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范静生也请他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他均婉谢不应。张宗祥觉得教学虽清高，但常受阔入支配，心有未甘，于是立志不再教书。
1915年，张宗祥因挚友蒋百里的介绍与蔡锷相识。三位同龄人意气相投。
这一年北洋军阀袁世凯假借民意，想即帝位，改次年为洪宪元年。蔡锷与梁启超策划反袁，蔡锷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潜出北京，逃到天津。袁世凯得知后，即命陈仪去追捕。陈仪是蒋、蔡留学日本时的同学，便先秘密赶到蒋百里寓所报信，当时适逢张宗祥在座。张宗祥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向蔡锷报信的重任，催蔡速速离津南行。他自己为防不测，也与许寿裳一起避居天津。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返回北京。
1919年，张宗祥听从鲁迅的劝说，接受教育总长傅增湘的任命，兼任京师图书馆（现在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主任。从此他便一心扑在办馆和古籍整理、校勘、抄录、补逸工作上。1922年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他为补抄残缺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竭尽全力。抗战期间，《四库全书》几经周折迁到四川重庆，张宗祥任“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他又坚持将《四库全书》运回杭州。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上海文管会调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担任过省人大代表，主持恢复西泠印社社长，直至去世。
张宗祥幼时，受外祖父沈韵楼的影响，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外祖父，平生得力于颜真卿、欧阳询，以欧作骨，而外貌似诸城刘墉。他的父亲，则一生致力于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和《千佛寺多宝佛塔感应碑》。张宗祥受家学影响，在十三岁前，也一直学颜鲁公。他十岁时，初学颜之《多宝塔》。十五岁，临习颜之《家庙碑》。十七岁时，又参临颜之小楷《麻姑仙坛记》。第天勤学苦练，从不间断。他临习书法，采用一种用笔蘸清水在方砖上练字的方法，既方便省时，又节省笔墨纸张。
1903年，张宗祥二十二岁那年，在桐 乡县学堂任教时，因得旧拓《淳化阁帖》，尤其爱好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同时，间临颜真卿的《与郭仆射论座位书稿》、《三谢帖》和大字《麻姑仙坛记》等。
1914年张宗祥到北京以后，在教育部再次与鲁迅共事，他俩经常一起逛琉璃厂访书寻碑，还互赠造像拓片、碑帖拓片、古陶文字拓片以及书籍等，相互切磋研讨。
在任京师图书馆主任期间，梁启超寄赠一本他老师康有为写的《六十自寿诗》给张宗祥。一日，梁启超来访，询问他对康有为书法的看法。张宗祥就把自己题于《六十自寿诗》之首的“赞语”给梁启超过目。那赞语写的是：“合钟鼎、篆、隶、行、草为一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梁启超认为评语“太刻”，并说：“吾师南海眼高手疏之病，亦实所不免。”张宗祥说：“一字之中，起笔为行，转笔或变为篆、隶，此真一盘杂碎，无法评论。”
1923年在杭州，张宗祥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住在西子湖畔贝庄。当时康有为客居西湖刘庄后丁家山。一日，康有为的弟子陶君相邀康至张的贝庄寓所相见。康有为那年六十六岁，张宗祥四十二岁。两人交谈颇久。康有为请张宗祥谈谈宋元版本书。张本想请康有为谈谈书法。但说到最后，他还是不得康有为书法的要领。多年后，张宗祥回忆说：“我自信，我在他《寿诗》册上所题之语，乃是对他的书法定评也。”后来张宗祥在《论书绝句》中有一首评论康有为书法的诗《康南海》：“广列碑名续《艺舟》，杂糅书体误时流。平生学艺皆庞乱，似听邹生说九洲。”张宗祥在这首诗下面自注曰：“南海《广艺舟双楫》一书，罗列碑名，极少名论，几类碑目。其平生所书，杂糅各体，意或欲兼综各法，核其归实一法不精。”
张宗祥认为，梁启超的书法致力半在《张猛龙碑》及其他六朝碑版，“循循规矩之中，不敢失法”。一日，两人相遇。他对梁启超说：“君书大似芍农（李文田）。”梁启超谦虚地说：“正当以芍农为师，敢期并贺？”张宗祥的《论书绝句》有一首是论梁启超的：“中年之后日临池，着意经心写北碑。到底书生谦挹甚，芍农欲得事为师。”
张宗祥三十岁以前一直学颜真卿书。三十一岁那年，他在书艺追求上有了根本转变，开始学李邕（北海）书。次年，他得到一本明拓本李邕的《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更加肆力临写。这一临便是六年。自此之后，张宗祥一变颜真卿之习，略能悟唐人用笔之法。
三十四岁那年，张宗祥得李邕《麓山寺碑》、《法华寺碑》等，又肆力临了一两年。但他后来以为李北海力薄，就大量临写了《龙门造像记》、《张猛龙碑》，兼习汉隶《史晨碑》、《西岳华山庙碑》。直至三十八岁，张宗祥都是各碑参互临习。
张宗祥的书法，有碑之雄俊伟茂，又有帖之清气逸韵。他笔力雄健，沉着痛快处似李北海，潇洒飘逸处似董其昌。沈尹默誉为“潇洒风流”，高二适称他为“‘北海’再世”。
他曾多次教导学生：“学书要遍学百家，吃透一家，然后自成一家”。他反对那种不讲传统，空言创造的才子气，也反对那种死守师承，食古不化的腐儒陋习。他尤为注重书法作品中的“气”。曾向笔者指出：“观书者都是先观其气象，而以笔法为枝节。”他还说：“写字要气满。气满，乃能积健为雄。”故张宗祥书法特别强调“气满”与“笔力”。如，1955年杭州西湖灵隐寺大雄宝殿修复时，他撰写并书的两副抱联，一副在释迦牟尼佛像左边大柱上：“入殿参三世释迦，不须问过去、未来，仗现在一尊，微笑拈花，指点群迷登觉岸；开山是东晋慧理，无论为云门、临济，均禅宗嫡派，顶香持戒，永传家法守丛林。”另一幅在殿后海岛壁塑前的大柱上：“苦海驾慈航，看出没众生，有登彼岸，有溺深渊，百千万劫凭缘法；善门呈宝相，发菩提宏愿，或现宰官，或为童子，五十三参证佛心。”那笔如风雨，气贯长虹的气势，淋漓酣畅，神采横溢，观者无不有振奋之感。前一幅长联，深得周恩来总理的赞赏，认为此联字好句好学问好。
新中国成立后，张宗祥虽年逾古稀，但作擘窠大字仍奋雄健之笔。1955年，他书写的榜书灵隐寺大雄宝殿“妙庄严域”四字大横匾，雄视飞来峰，为众人所倾倒。又如，1961年他八十高龄时，为馀杭超山挥写的榜书“超峰”，苍老劲健，富有庙堂之气。
张宗祥作书力主用硬毫。他认为，历观古人真迹，皆以硬毫为主。他写字作书，几乎专用紫毫，但他从不择纸笔。他的用笔总是使锋外拓。历代书家论二王法书时，常有大王（王羲之）内排，小王（王献之）外拓之论。内排，以骨气为上； 外拓，以筋力为上。由于张宗祥学李北海，而北海宗王献之者多，所以张宗祥的字独多外拓。他善用逆笔，以筋力为胜。尤其是他的小字，深受王献之十三行的影响，写得舒展，使用挺劲外拓之笔更多，看上去爽朗、精彩，高人一筹。如他捐赠浙江图书馆收藏的《论书绝句》墨迹原稿和《铁如意馆题画诗》墨迹原稿。
张宗祥的逆笔及其他的转折顿挫之处，皆得之于六朝方笔之碑，特别得力于《张猛龙碑》。他曾说：作书写字，“要多用逆锋起笔”。“起笔用逆笔，最得势”。“外拓之笔，也要善用逆笔”。张宗祥的字，起笔用逆笔最多，故最为得势。
张宗祥在用外拓之笔、逆笔的同时，主张用笔要快。他曾反复说过：“晋人写字，旋风使笔，用笔都很快。 ”“作字须胆大，执笔在手，盘旋飞舞，极其灵动。”但初学书法，用笔应慢。待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用笔就不能太慢，否则写出来的字就没有神气。用笔慢以取妍，用笔快以取劲。先必能快，然后为慢。诚如张宗祥《临池一得》中所云：“用笔迟钝，遂失字神。倘能运用快笔与悬腕，复何异乎？然执笔大忌过低，低则虽快，而神亦不全。况执低笔，必不能真快也。”
张宗祥很重视笔力，认为“书法之妙，全在运笔。”“写字作画，一定要讲究力。笔力，是一件作品的艺术生命。”“笔贵有力，力贵有势。”当然，字之好坏，书之优劣，不专在力。但没有笔力，其书之精神就根本表现不出来。
张宗祥又十分重视用墨。每逢星期天，他为人写立轴、条幅、对联时，晨起便自己亲自磨墨，先用松烟磨，再用油烟磨，磨时用力均匀，边磨边吟诗看书。磨毕，需让墨过一小时后方才濡笔挥毫。他说：“毫者字之骨，墨者字之血，骨不坚则力弱，血不清则色滞，不茂则色枯。”（《书学源流论》——1961年，他为小女儿张玖写的四尺中堂草书“天门中断楚江开”和那条草书轴，都千毫齐挺，墨彩丰茂，神韵冲远，映人眉宇。
结体紧，布局疏，是构成张宗祥潇洒风流、空灵飘逸书风的要素。由于张宗祥用悬肘急书，故其书于一行之中有参差错落之致，落笔时有轻重险夷之趣，结体上有疏密倾侧之奇，这都是心与手合，意在笔先，因势利导而形成的。尤其是他晚年的书法作品，更是疏密错落，随笔生势，气度闲雅，有得于章法之美。
张宗祥1964年为笔者写的那帖草书《旧作论书一章，写畀庆馀》立轴，更是随心所欲，时行时草，以草为主，字或大或小，字距或密或疏，如高山流水，时见激荡。其结体峻拔秀丽，运笔沉着爽利，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笔力苍劲，笔意稍纵；用笔干湿相宜，浓纤相得，滋润而清新。通篇章法、结体，张弛有度，重心平稳，前与后的大字小字呼应，气贯神连，充溢着虚实和徐舒的意致，进入“潇洒出尘，风神超逸”的境界，收到一种空灵隽永、意居形外的效果，从而表现了张宗祥晚年淡泊平和的性情。
早在1918年，张宗祥应挚友蒋百里之约拟合作撰写书法理论著作。蒋百里撰写上卷论中国书法在美术上的位置，张宗祥撰写下卷论中国书法的源流。他用了三四天时间写成
《书学源流论》，蒋却因东渡日本，没有动笔。
此书后由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排印出版，得以流传。这是张宗祥最早的书学论著，可惜原稿早已遗失。此书不偏重碑帖，各揭其利弊，不同于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也不同于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内分：原始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馀论），物异篇（刀笔、刚柔毫、绢纸、墨），时异篇（汉晋、六朝、隋、唐、五季、宋、元、明、清、结论），势异篇（用笔、结构），人异篇（胸襟、学问），溯源篇，篆隶篇（篆、隶、章草），赏鉴篇等八章。全书用文言写成，史论结合，言简意赅。评历朝书迹，析诸家得失，往往论述精湛，一语中的。书内妙论甚多，精采纷呈，篇篇有独到之处，章草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最后“附赏鉴篇”中提出的“四忌”：一忌成见，二忌附和，三忌妄议，四忌薄今。至今还值得人们学习、深思。199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将其全文收入。
1934年，张宗祥在铁道部任秘书时还创作了〈论书绝句〉八十八首。后来又在每首诗下加了注。抗战期间，1943年，张宗祥在重庆又添了十二首，合成百首，其中九十七首评论历代书法家，三首评论晋人、六朝、唐人之写经，书前写了自序，书后写了自跋。这百首〈论书绝句〉从评论岳飞书法开始，至吴昌硕结束，对从东晋到民国的历朝书家一百零一人的墨迹作了概括精辟的评价，其论书之观点，大致与〈书学源流论〉相似，用诗歌的表现形式来论书法。张宗祥还有〈临池一得〉、〈与吴敬生兄论书〉、〈校淳化阁帖记〉等论书之作和〈铁如意馆题画诗〉、〈画人逸话〉、〈续画入逸话〉等论画著作。
画艺与鉴赏
1927年张宗祥寓居上海，整理、校勘古籍之余，开始学画，摹拟唐宋元明诸家山水，友人多以真品、精品相借。张善子、张大千、徐悲鸿、黄宾虹等还相与议论研讨。
张宗祥画学沈石田、恽南田、石奚、石涛以及卢鸿〈草堂十志〉册。他画山水居多，除拟古外，多作写生。也画花卉，尤好写芭蕉竹石。曾说：“凡画必须师法自然，方能造神入化。米（芾）之用墨，即从耽玩长江云烟雨气，方能创立此法。后人往往脱离实际，纯出虚构，如何能善？”（《续画人逸话》）
他最服膺董其昌的用墨。他认为“自米氏父子后，山水始专有用墨者。。。。独香光（董其昌号）晴雨皆宜，其洁净精微，一无尘滓，真千古一人而已”（《画人逸话》）。由于张宗祥的书法师法颜鲁公、李北海，故他以书入画的笔力颇老辣排荡。他喜作浅绛山水，色泽极静，用笔爽辣分明。张宗祥也喜写米家雨景山水，于水墨中大呈笔力。他在挂于客堂间的一帖横披《浅绛山水》上款书：“米南宫曰‘臣书刷字’，予则曰‘冷僧刷画’，一笑。”正道出了他画画时的用笔直舒横扫，无不尽之锋，是真写，而非画也。
张宗祥对画作鉴赏颇具法眼。1933年，他在铁道部平汉路局工作。友人赖某拿了两幅画来，一幅为石涛的山水，一幅为八大山人的荷花，请他鉴定真伪好坏。他一看便知是赝品。后赖某又持画来，张宗祥告诉他：“此是张大千之作也。”事有凑巧。不久张大千到张宗祥寓所看望。正好赖某也在，赖便问张大千：“此两幅画果真是您所画，不是石涛、八大的作品？”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张大千承认了。赖某问张宗祥为何一看便知是张大千作伪。张宗祥回答说：“凡古人画笔皆中锋钩石，尤见笔力。今八大山人之画，荷叶下一石，起笔即侧扫。至于石涛，平生画竹最精，计分三种：一种向上，一种叶下垂，一种叶横点。大千作此，无一似者。今此画绕山皆竹，宜其败也。”又说：“可惜大千仅得石涛轻笔，厚重处一无所得，尤见于山水中画竹。”他又笑对张大千说：“此后你这个假石涛，慎勿画竹。画竹，你就原形立见了”
当时张宗祥得到一幅董其昌的水墨小立幅，所画树石，大类寻常所见的枯林竹石图，只是图中无竹。此画有董其昌的题款，但无印鉴。张宗祥以二百四十元购得，人皆以为价格过昂，而张不以为然。他托赖某送去装裱。张大千正好到裱画店玩赏，忽见壁间裱托着这帧董其昌的小立幅，便开高价一定要买走这幅画。裱工无奈，一再来问张宗祥可否转让，张宗祥终究不答应。一日，裱工带来四百元，告诉张宗祥画已被张大千强“买”了去，张宗祥知道无法追回，只能随它去。友人赖某问张宗祥，为何这幅画您必欲自留，而张大千又非得不可。张宗祥说：“董其昌的画，传世不少。以不用印者为难得。此画，意境虽阑珊，有款无印，款又仅书‘思翁’二字，则为画成藏于家中之物，绝非酬应之作，亦绝非代笔，此是一；此画款书‘甲子’，实为崇祯五年冬季，而董其昌于崇祯六年春即下世，此画等于是最后之画，殆近绝笔，殊可珍也，此是二。君等所见所尚皆赝鼎，即我友徐某所珍藏之册页八纸，亦属此类。代笔且不能望，况真迹乎？我知大千必不能久藏，他也不爱董其昌的画，至沪必转手售于收藏家。”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张宗祥所言之正确。张大千携此画到上海后，果真以七百元的价格转手卖给江南大收藏家庞莱臣。张宗祥的鉴赏力于此可见一斑。
整理、抄校古籍
张宗祥在整理、校勘、抄补古籍方面的卓越成就，举世公认。他兼任京师图书馆主任后，可说是终生从事这项工作。他从北京故宫撤出的堆积如山的古书中，搜求遗逸，亲检旧目，修整残编，校正谬误。花了两年时间，终于编成了善本书目录四卷。古籍颇多脱线、残破、裂口、虫蛀，需要大量修订、整理，以便妥善保存，他便在馆内创立了装订修补部门。经过张宗祥的这一番整顿，京师图书馆内出现了新气象，这也为他进一步研究古籍，搜抄善本书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
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遭兵燹之后，散亡过半，后来虽有丁丙、丁申兄弟以及钱念劬搜集补抄，但缺书仍相当地多。张宗祥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后，便下决心补抄残缺的《国库全书》，为此竭尽全力。
大规模地补抄，数量大，花钱多。经费无着落，张宗祥亲自去上海向浙江籍的丝商、盐商等富翁募捐，在杭州、湖州、嘉兴、宁波等地募款，筹划经费。浙江督办卢永祥得知后，也以四千元相助。
1923年春天，张宗祥委托学生堵申甫专任监督抄校，长期住在北京海昌会馆，组织人力，大规模地向文津阁补抄文澜阁所缺损的《国库全书》。直至1924年12月全部竣工。所有补抄书的书签，最后均由张宗祥亲笔手书。后来，张宗祥又提出将丁氏补抄的《四库全书》分批检出，运京校勘。1925年，他亲自去北京，寻找原本结果发现各阁“经部”的《钦定日讲诗经解义》，都是有目而函内无书。直到期926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补齐。合计抄得缺书二百十七种，凡四千四百九十七卷，二千零四十六册；并重校了丁氏抄本二百十三种，五千六百六十卷，二千二百五十一册，重抄五百七十七页。然后，将新旧全书分类整理，并再与四库书目校对，发现尚缺六种。于是在当年10月，复赴北京向文津阁补抄，凡一百八十九卷，装五十三册。至此，文澜阁《四库全书》才臻于完整。
抗日战争期间，即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前几天，文澜阁全书运离杭州，1938年秋，辗转运到贵阳。1944年冬，贵阳局势危急，又运到四川重庆。全书运到重庆时，中央图书馆馆长、张宗祥的学生蒋慰堂邀请张先生同去检查。张宗祥说：“在数千里之外，兵荒马乱的时候，忽然见到此书，真似他乡遇故知一般，说不出的高兴和感慨。”浙江旅渝人士还在教育部发起组织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张宗祥任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张宗祥又以正当的理由拒绝将文澜阁全书留于四川或运往南京的请求，这样，这部《四库全书》终于在1946年7月如数运回杭州。张宗祥晚年曾不无感慨地说：“假使当时被截留在南京，当然也就被劫迁出海了。
张宗祥一专多能，对文史、诗词、戏曲、书画、医学件件精通，以他的才智学识，完全可以写出更大量的著作。但他对成名成家毫不在意，为了抢救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宁愿放弃个人著书立说，从事抄校古籍，乃至把他毕生精力都倾注在保存古籍上，使“善本”、“孤本”不致失传。他长年累月地不分寒暑、夜以继日地伏案校抄，足足干了一辈子。有好多孤本、善本，倘若不是他当日录副，至今不知有多少书已毁于劫难。
张宗祥的抄书速度极快，可谓走笔如飞，使同时代的校勘家十分钦佩。他用毛笔书写小楷，日写一万五六千字，多时日抄可达二万四千余字。有时，他找到、借到孤本或绝本书，则更是通宵达旦地抄写。
他不仅抄录古籍，而且精心校勘。校勘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精通目录、版本、文学训古学，对于版本之先后，旧刻、新刻之行格差异，及各本之优劣，卷数之多寡，授受之源流，存佚之情况，均了如指掌，从而甄选祖本，择善而从。 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校勘家。
张宗祥一生整理、校勘、出版了《说郛》、《罪惟录》、《国榷》、《洛阳伽蓝记》、《越绝书》、《山海经图赞》、《三辅黄图》、《吹剑录全集》、《云谷杂记》等十余种；撰写、出版了《清代文学史》、《医学浅说》、《本草简要方》、《冷僧书画集》、《张宗祥书学论丛》、《张宗祥书苏诗行草卷》、《张宗祥论书诗墨迹》、《张宗祥题画诗墨迹》等；编著《论衡校注》、《高注三书异同证》、《皇清续文献通考.地理志》、《清史目拟》、《全宋诗话》、《续全唐诗话》、《熙宁字说辑》、《杨子》、《董子》、《晏子春秋校注》、《明文海》、《读书札记》、《中国戏曲琐谈》以及剧本、诗集许多种。正如著名学者现代理学大师、书法家马一浮对他所评介的那样：“写书成性癖，生前珍笈已惊人。”
|
| 资讯来源：
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大典
发布人：
中国文房四宝网
|
| 【查看评论】(已有
条评论) |
|
|
|
 |
|
相关资讯 |
|
|
|
|
|
|
|
评论 |
|
|
|
|
|
|
|
|
|